经济犯罪“刑法可预见性”的欠缺。

 刑法的法定性是“罪刑法定”原则的主要内涵之一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，是现代各国刑法的通行原则。刑事立法的基础功能之一，就是要使民众清楚地知道刑法规定犯罪的具体条件、法律后果和适用范围，明白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。立法者的任务之一是要保证民众对刑事责任的条件尽可能地知晓，保证民众在行为之前已经排除了“刑法的可预见性”的障碍，刑法应当对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，什么行为会受到刑罚的界限已经作出了具体明确规定。但司法实践中，诸如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的界限，以同样的经营手段和方法唯因资金不能归还这一差别，却会出现一个是经济纠纷一个是诈骗犯罪的司法现象，如果要认真地究其所以然，极少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最多会拿合同中的“欺诈”情节来说事，然后就是判决书中的“本院认为”，说服力明显不足。市场经营主体缺乏对罪与非罪的明确认知，经济犯罪的可预见性明显欠缺。

   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，市场经济中层出不穷的创新模式和金融衍生产品所随附的新型犯罪，是造成经济犯罪“刑法可预见性”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。为解决该“可预见性”，立法机关事实上一直在作出努力，如，一是不断跟进的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的出台，经济犯罪罪名司法解释的数量是普通刑案罪名所无法比拟的，近年来我国刑法的十二次修正几乎都是围绕经济犯罪罪名进行的，罪名的外延、内涵、认定标准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。二是“口袋罪”问题，如非法经营罪与寻衅滋事罪，有所谓“口袋罪”之称，非法经营罪有“非法经营罪是个筐，性质不明往里装”的说法，这在理论上有违“罪刑法定原则”的嫌疑，尽管有立法上不得已之举的原因。粗略估计，非法经营罪这一罪名，至今已经往里装入了电信、香烟、POS机套现、股票销售、食盐、资金结算、资金支付等二三十个具体行为种类了，未来再加入新的行为种类，也不足为奇。